【本案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在合同之诉的判决书中，这样的判词是否很熟悉？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请，法院的判决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会在本院认为中对合同效力作出这样认定的陈述，并依据该效力认定来适用合同约定内容和法律规定条款对案件纠纷作出最终处理。也就是说在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官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案涉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受当事人是否提出合同效力确认的限制，不属于“民不告官不理”的范畴。当然，当事人也可以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请，这样在最后的判决主文中针对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请作出是否支持的认定，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这样的诉请，则可以在本院认为中作出是否有效认定的分析，并在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请，如当事人坚持诉请，可驳回其诉请。而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的事实认定和最终判决，都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一旦认定合同无效，则只能适用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由该条规定也可以看出，法官在审理中发现合同效力存在问题时，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请，都应当主动将合同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之所以在大多数的案件中法官并没有将合同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是因为大多数的合同之诉经过简单查明即可判断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双方对此也无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建工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中第二款规定“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该款规定可知，法院对合同无效的请求确认不予支持的结果就是认定合同有效。

根据建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合同效力补正的时间点确定为“起诉前”，那么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是不存在合同效力待定的问题。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回避对合同效力的确认吗？当然不能，根据该款的规定似乎可以得出合同有效的结论。

都是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第二款是“发包人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而第一款是“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未办理审批手续与未取得审批手续的法律后果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案涉工程建设行为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可以说理由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发包人是否故意不去办理审批手续，但是合同效力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发包人主动去办理审批手续，但办不下来审批手续，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故意不去办理审批手续，施工合同反而有效，可谓滑稽至极。

合同效力可以分为双方约定的效力性规定和法律规定的效力性规定，比如当事人可以约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在生效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建工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来解释吗？显然不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所附条件应当不是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受当事人的约定而受到限制，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均应当对合同效力产生约束力，不能因为发包人故意不去办理审批手续，就视为已经获得审批手续，并进而认定合同有效，置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于不顾。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性质，不应当将效力性法律规定作为所附条件来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