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早就从公司离职，怎么突然说我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了？”“当时只是给朋友公司挂个名，都不知道公司欠钱了，现在孩子上学都受影响”……在执行程序中，常能听到类似的抱怨，被执行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仅系挂职，在卸任公司职务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后，仍然由于公司对外负债被限制高消费。针对类似的情况，如何依法申请解除限制消费令，是相关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救济路径。
一、什么是限制高消费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下文简称“限高规定”》）中的规定，限制高消费措施即是被执行人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给付义务情况下，法院限制其进行包括乘坐高铁、飞机在内的一系列高消费行为。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什么是限制高消费措施，对此本文不再赘述。但如前文所述，一旦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由于无法搭乘高铁、飞机，对异地出行仍然会有较大影响，故而被限制高消费的对象如果确系符合法定情形，应及时采取相应救济措施以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
二、能够解除限制高消费的情形
针对解除限制高消费的情形，当前主要的法律依据除前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下文简称“文明执行意见”），根据最高院两部司法解释的意见，当事人能够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的具体几种情形如下：
（一）经申请人同意或债务确已履行完毕
根据《限高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在限制高消费期间经申请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高措施；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原通知或公告的限高措施范围内同样通知或公告解除限高措施。
同时，除上述情况外，按照《限高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虽未能足额履行，但提供了确实有效的担保，法院也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
而在《文明执行意见》第16条对于不采取惩戒措施的情形的规定中，还规定了虽然被执行人确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但法院已经控制其足以清偿债务的财产，则不得对被执行采取失信或限高措施。
（二）个别消费或暂时性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
按照《文明执行意见》第17条的规定，因公司债务被限制高消费人员以其个人财产因私消费向法院申请并审查属实后可以个别准许。
同时依照上述规定，被限制高消费的个人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近亲属丧葬以及本人执行或配合执行公务，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铁限制措施，解除期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三）单位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发生变更解除限高措施
同样按照《文明执行意见》第17条的规定，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并对相应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采取限高措施后，如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相关人员确因经营管理需要职务身份发生变更，要求解除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需要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并能证明其并非单位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同时需要向法院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并非被执行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下文也将着重围绕该情形展开。
三、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限高措施的具体考量
如前所述，从现有司法解释中不难看出，针对解除限制高消费的主要争议集中在单位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能否依申请解除对其采取的限高措施。从现行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主要从如下几个角度综合考量被限高人员是否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1、债务形成时该人员的任职情况及所负责任；
2、该人员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该人员与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
4、变更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及是否存在规避执行的意图；
5、该人员是否实际仍控制公司经营或影响债务履行等；
例如在江苏高院作出的（2020）苏执复24号案件中，被执行人某上市公司A由于实控人利用股东支配地位侵吞公司资产致使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并导致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总裁、董事长肖某（职业经理人）在被执行程序中被限高。但其并非公司股东，亦在公司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前已卸任离职，相关债务亦形成于其入职之前。最终法院认定，其虽然在案件诉讼期间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但基于前述事实，其并非公司实控人、也非影响案件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最终支持了解除其限高措施。
又如上海高院（2020）沪执复15号案件中，复议申请人任某在被限制高消费起已不再系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其就其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还发起了相应涤除权诉讼并与被执行公司达成和解，法院最终审查了被执行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及高管和股东情况后，认定任某仅在债务发生期间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既非实控人，也非影响债务履行的实际责任人，并且已不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支持其复议请求，解除了限高措施。
而在上海一中院发布的针对限高措施的“七问七答”中，上海一中院提到“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单位章程等公司文件、登记机关的登记、备案信息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等认定原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被执行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同时还提到法院衡量的因素包括“综合原法定代表人在变更后是否仍对外代表被执行单位签订合同或者从事其他商业行为、进行审判执行活动”、“对内参与被执行单位决策、组织人事调整、财产处置等情形”，来认定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仍是相关实控人。
从上述案例和法院答疑中，原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如申请解除限高后，法院会从多重角度综合审查，原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应从债务形成的时间、其在被执行企业任职情况、公司内部的实际职责和对公司的影响力以及当下能否对公司继续施加影响等多个角度举证其确系并非被执行企业实控人或债务的直接负责人。除工商登记资料外，还应准备相应公司内部经营资料、离职证明等，证明其确非被执行单位的限制消费对象。
四、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解除限制高消费的特殊救济程序
除上述的对单位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解除限制高消费的实质性考察要素以外。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的相关人员在发起解除限高的救济程序时也应注意其申请救济途径并非直接的提起执行异议，而是一套单独的纠正程序。
根据《文明执行意见》第18条的规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条款中提到的“失信名单规定”所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目前的实践中，各地法院已经针对这一单独的纠正程序达成共识，如2020年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申请解除限高的救济途径直接归纳为“纠正-复议”，同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疑难法律问题解答（三）》中也对最高院的这一救济途径再次进行了确认。
而在实际案件审查中，诸如上海法院的（2022）沪74执复34号、(2025)沪02执复135号、北京法院（2020）京执复205号等案件中，均在被执行人针对限制高消费的执行措施提出执行异议后进行了驳回，认为应该通过限制高消费的纠正程序另行救济。
故而实践中申请人也应该选择正确的纠正解除程序对自身权利进行救济，否则可能由于错误的救济途径导致自身权利不能及时得到维护，对本人产生更多不利影响。同时，申请人也应注意，执行异议后不服异议结果向法院诉讼的期限为十五日，解除限高措施的“纠正-复议”程序应参考复议程序，在收到相关决定后十日内提起复议，防止自身权利因时效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随着公司制度和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因公挂职、挂名的情形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越发频繁，但相关人员也应在公司经营外，关注自身权益，如发现确与自身无关的因公债务导致被采取限高措施，及时合理申请解除限高以进行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