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顶着“替弱者出头、免费调解”人设的网红博主郭某，其真实面目，是以寻衅滋事等软暴力手段刻意制造矛盾、借机博取流量并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

网络时代，“帮人出头”“视频维权”频频成为流量密码。热潮之下，哪些行为属于正当维权，又会在何种情形下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刑事风险？

案例

基本案情

李某花与王先生分手后一时难以释怀，心生怨恨。2025年5月，李某花刷到郭某“红星护卫队”的维权视频，遂主动联系郭某，以8000余元费用委托其出面施压，欲让王先生低头服软。

郭某等人接单收费后，策划上门滋事施压，但恰逢王先生因公出差。为向委托人交差、拍摄博取流量的视频，郭某等人恶意捏造王先生私生活混乱、身患疾病的谣言，还制作了带有王先生肖像的传单，前往王先生的工作单位、住所散发，当众散播谣言。更为恶劣的是，其中二人还往王先生的私家车位倾倒粪便，用低俗恶劣的手段对其肆意羞辱、报复。因无休止的诋毁和滋扰，王先生最终被迫离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但该起事件只是郭某等人成熟黑产的冰山一角。郭某深谙短视频流量密码，打造出“线上引流、线下滋事、视频变现、循环接单”的黑产套路。每次上门滋事，郭某化身“正义”斗士，出镜维权，王某则撑场架势、全程录像。郭某等人在现场刻意摆拍、肆意挑衅、放大冲突，事后精心剪辑，把恶意闹事包装成“仗义维权、为民除害”的热血现场。经查，2025年5月至11月，郭某等人多次跨省作案，通过发放造谣传单、堵锁眼、围堵辱骂、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制造纠纷、摆拍引流，累计获利3.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查明，郭某系该团伙组织者、账号运营者及主要获利人，主导全部犯罪行为，认定为主犯；王某积极参与滋事，负责拍摄造势，配合实施犯罪，认定为从犯。其余涉案人员情节较轻，依法另案处理。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一审宣判后，二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委托人李某花，虽存在付费委托他人施压泄愤的过错，但主观上因婚恋纠纷维权无门，被网红虚假人设误导，并无蓄意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恶性，依法不予追究。

律师评析

一、罪名定性：本案为何构成寻衅滋事罪

郭某案看似“受委托替人出头”的私人纠纷，为何进入寻衅滋事罪的评价范围？关键在于其行为属于“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软暴力意见》）所界定的“软暴力”，并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软暴力意见》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须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程度；该意见明确列举了贴报喷字、泼洒污物、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等典型表现，并特别强调软暴力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

对照本案事实，郭某等人恶意捏造并散播王先生私生活混乱、身患疾病的谣言，采取在公共场所围堵辱骂、起哄闹事，向私家车位倾倒粪便等低俗恶劣手段，其行为完全符合《软暴力意见》所列举的“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的表现形式。郭某等人的行为虽未直接造成王先生肉体上伤害，但已达到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相当的侵害程度，足以使其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

在此基础上，郭某等人还借故生非、刻意扩大矛盾，通过线上恶意剪辑、发布煽动性内容，将线下“软暴力”进一步延伸至公共网络空间，形成持续性、扩散性的滋扰与心理压制。其行为已明显超出合理维权的边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二、罪与非罪：正当维权与寻衅滋事的界分

庭审中，郭某等人辩称其行为系“为民维权、善意调解”，试图以此否定犯罪，但该辩解与在案事实及法律规定明显不符。

调解的核心要义在于居中中立、平息纷争、修复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行为以化解矛盾为根本目标。反观郭某等人，并非提供纠纷调解、合法维权服务，而是专门承接婚恋矛盾、财产纠纷、家庭纠纷等“私人委托”，并将此作为牟利渠道。其行事逻辑与调解宗旨完全相悖，奉行 “矛盾闹得越大，收益越高” 的经营思路，非但不疏导分歧，反而刻意火上浇油、主动激化对立，人为制造激烈冲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郭某等人抵达现场后刻意摆拍、主动挑衅，不断放大双方矛盾冲突；事后再对影像素材恶意剪辑，搭配煽动性文案对外发布，将自身实施滋扰闹事的违法行为包装成 “仗义维权、为民除害” 的正面人设进行网络引流，博取平台流量、吸引粉丝关注，再将粉丝转化为付费委托人，持续赚取委托佣金，不断扩大非法经营规模。

由此可见，郭某等人主观上并非为委托人合理主张权益，其核心追求是刻意制造冲突、收割网络流量、谋取非法经济利益，在手段上持续实施线下软暴力滋扰与线上造谣煽动，与目的中立、方式克制的正当维权、合法调解存在根本性差异。其借纠纷之名肆意滋事的行为，早已突破法律允许的维权边界，不属于合法维权范畴。

三、主观要件与出罪：郭某构罪，李某花为何不究

李某花与郭某虽系委托方与受托方，但却形成一罪一不罚的不同处理结果，核心在于二人主观故意与行为目的截然不同。

结合《软暴力意见》第十一条的区分规则：因本人婚恋、家庭等民间矛盾指使他人实施软暴力，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犯罪处理；以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借助软暴力寻衅滋事的，对雇佣、指使者以寻衅滋事共同犯罪论处。

李某花是婚恋纠纷的当事人，委托初衷只是希望向对方施压，其是被郭某“维权斗士”的虚假人设误导，并无借软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故意，符合前述条款中一般不予刑事追责的情形。而郭某是滋事行为的组织者，招募人员、策划实施滋扰，以接单造势、博取流量牟利为业，属于以非法目的组织软暴力寻衅滋事，具备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恶性，应当依法追责。

结语

网红披上“维权”外衣、以软暴力制造冲突收割流量的黑产，撕开了网络流量时代维权乱象的冰山一角。正当维权的根基，始终是在法律框架内理性主张权利，而不是借私力救济之名，行寻衅滋事、胁迫报复之实。

本案中司法机关依托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软暴力意见》精准区分了组织者与纠纷当事人的责任边界，既依法惩治以牟利为目的、借维权人设实施软暴力的违法犯罪，也审慎甄别民间纠纷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做到不枉不纵。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普通公众而言，遇到纠纷应当选择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切勿轻信网红“出头摆平”的噱头；而那些试图靠制造对立、软暴力滋事博取流量的博主，也应当认清底线：刻意煽动冲突、践踏他人权益的“流量生意”，终将受到刑法的制裁。